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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2008年1月31日《新政治家》：Another French paradox
（译者注：法兰西悖论原指法国人饮食油腻，冠心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

继拥有黄金双脚的郊区孩子齐丹•齐达内（Zinédine Zidane）之后，新的法兰西英雄诞生了——拥有黄金键盘的布里多尼小伙子。齐丹用他的双脚征服世人的内心，而杰洛米•科维尔（Jérôme Kerviel）则用他的键盘使得世界最大银行之一，法国兴业银行濒临破产。科维尔被全球各地的人称为“史上最流氓交易员”；在法国，他却是“五十亿天才神童”。

科维尔在因特网上一夜成名：在Google中输入他的名字，相关条目在48小时内从10条猛蹿至50万条；这个三十一岁的法兰西交易员如今在 Facebook上拥有五个（伪）个人档案，在Wikipedia上拥有用八种语言写就的传记，You Tube上还有许多能觅到他身影的兴业银行业余广告。有三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网站被建立和转售，Jeromekerviel.com则被发扬光大成了那些处在压力之下的交易员们聊天放松的虚拟广场。

若他能挤出一点时间为自己打算，科维尔应当考虑找个代理商来管理几天之内涌现出的销售业——我的一个朋友在巴黎看到一个妙龄女郎自豪地穿着一件粉红色的T恤，上书：我是科维尔的女友。

在事件本身激起的幽默和自嘲背后，科维尔的惊人行为和法国人对此的反应又一次展示了法兰西民族对大金融集团及最抽象形式下资本主义的与众不同的态度。法国人始终以极其怀疑的态度审视着这一切。

2005年一项在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法国是唯一一个仅有少数被访者（36%）支持自由企业制度的国家。这种国民性从来不会使初来法国的旅人震惊，它的形成则归因于法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两块奠基石。

第一块或许会随着时间风化，那就是法国绝大多数的历史学、经济学老师和教授都受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并将这些观点再传授给下一代。类似思想在二战时为对抗维希政府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保守极权而诞生，并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愈发壮大。

二战以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成功借由抗张过程中攻占的道德高地建立起了反资本主义政治平台。

戴高乐主义吸纳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全民大魔咒——强大的国家干预经济和强硬的自主外交政策的混合体。国家干预经济指的是在有力的政府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与苏维埃的独裁主义有所不同。中央计划编制鼓励大型工业集团的创建，这些集团成为了如今世界经济中的巨头，譬如Areva、EDF、 Alstom和Bouygues（译者注：分别为法国最大的核电、能源、运输和建筑公司）。但由于国家干预是其中心政策，法国无法轻易吸纳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信奉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简单来说即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

记得当我13岁念中学的时候，每次提到“永远纯洁的自由市场”这个概念时我们都会暗暗嘲笑道：“说得好像自由市场不会制造不平等一样！”自由市场可能被我们这代人视为洪水猛兽，倒是大多数人都赞同以强大的国家规章来纠正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平等。

法国文化的第二块奠基石是对政府在人民生活中扮演温和角色的信任。法国人希望相信，甚至是一厢情愿的相信，他们能够鱼与熊掌兼得，在同意变革的同时保留原有的经济模型。

法国民众会追问政治家们为什么 不能维持一个使法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的体制呢？他们还能补充指出这个国家的贫困和收入不均比例在高度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并且它还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公共服务。

据国际卫生组织统计显示，法国的公共健康和交通服务质量均属世界一流。法兰西的政治家们，包括说要与过去“一刀两断”同时又承诺“经济爱国主义”的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始终尝试着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维持法兰西的固有体系，迄今为止他们做得很成功。

虽然经过了15年意义非凡的自由化进程，政府在法国经济中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举例而言，政府开销占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是七国集团中此项比例最高的国家。

当然，全球化和欧盟的成长制约了单一国家的力量及单一国家政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尽管如此，法国仍然浸润在其特有的法兰西悖论中：她的孩子们被教导要蔑视资本主义，而她本身却是西欧第二大贸易国。法国以拥有一些世界领先的电力、交通和建筑企业而自豪，却又供养着大量的公共部门，在1100个国有企业中雇佣着占全国劳动力4%的员工——86.4万人。

问题是，法国能在这样的悖论中继续繁荣多久？或许直到法国民众不再把齐丹的头部撞击和科维尔的50亿欧元冲击一并视为光荣的那一天吧。